塔城因塔尔巴哈台山而得名，清以前叫“塔尔巴哈台城”。早在1864年10月，《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在这里的签订，就使它蒙羞受辱。这个条约使沙俄割占了那片美丽肥沃的，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也使塔城成了西北地区距边境最近的城市，直线距离仅十一公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边城。这里也一度成为中苏对抗的最前沿，在塔尔巴哈台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沿边境行去，苏军当年显示其强大的、盛气凌人的高高哨楼、松土带、铁丝网、巡逻路、壕堑碉堡还可看见。苏联解体后，它们已经颓废了，但当年那浓烈的硝烟味儿，似乎还隐隐可以闻到。

　　自伊犁昭苏汗腾格里峰下经查布察尔、霍城、温泉、裕民、塔城直至和布克赛尔、吉木乃、哈巴河、富蕴、青河一线建立起来的边境农场带依然如故。几十年来，我们这些军垦人就以这种悲壮的方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向那个强大的邻国宣示着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一切置于与苏联对抗的火药筒上……

　　我们农九师就诞生于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之后，是一支在悲壮中诞生并生存下来的勇敢的屯垦部队之一。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把国家推入了贫困的境地，中印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关系迅速恶化……4月29日，伊犁河谷的春天刚刚到来，塔城和阿勒泰的积雪正在消融。突然，苏军扒开边界上的铁丝网，用车灯、探照灯、照明弹将豁口照得如同白昼，为外逃中国边民驱赶牲畜出境指引方向。同时，各地苏侨协会大批散发苏侨证，诱骗中国边民外逃。那本是一个平静的夜晚，却被男女老幼的呼唤声和牲畜的嘶叫声划破了。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和驻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伊塔等地成千上万的边民，赶着一群群牛羊和马匹，带着所有能带走的财物，挤满了通向边界的每一条道路，惶惶然涌向苏联。数日之内，我国伊塔边境内纵深数十公里的范围内便有六万多人外逃，其中，塔城地区有四万四千三百一十三人外逃，十室九空，人烟杳然，一片萧条，满目疮痍。来不及带走的牲畜到处乱窜着，因走不动而留下来的老弱病残守着零零星星的毡房和土屋，几声野狗的吠叫更显得风声鹤唳。

　　我曾看到“伊塔事件”后塔城地委的一份会议纪要，纪要中写道：“我们专区的现实是：生产组织遭到破坏，经济受到损失，使我们的生产生活处于最困难的处境，遗留下来的大批土地和牲畜亟待管理，以达到恢复生产。”边境告急！新疆告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翰，向他下达了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新疆发生的问题。兵团要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担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无代价的代耕、代牧、代管，以期边民重返家园。同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1958年成立的塔（城）额（敏）总场，迅速组建了武装连队，进驻塔城和裕民，接管了监狱、银行、仓库、商店，承担了党政机关的保卫工作。并在边境沿线设立望所，在四十三个关卡担负巡逻和警戒任务。

　　事件发生后不到十天时间里，兵团从各单位和各垦区抽调的近一万人的队伍开始向边境一线开进。我有幸成为这大军中的一员。这是一次悲壮而又激昂的出征。 我们中有翻越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有参加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九二五”起义官兵，有支边青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这些从湖南、山东、四川、上海等地入伍的女兵，只是我们已从当年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拖儿携女的青年母亲。我们已告别过自己的故乡，这一次又告别了我们刚刚建好的农场、工厂、医院、街道和学校，又一次告别了我们付出过心血与汗水、辛酸与喜悦、爱与忧伤的土地——我们的第二个故乡。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充满着烽火硝烟、被人抛弃的家园。我们知道自己此行意味着什么。就在“伊塔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我丈夫开完会，下午就坐飞机到了塔城。然后到了裕民县负责“三代”。我随后跟随“三代”大军，前往边境。

　　我1952年元月从长沙入伍，来到新疆后，先在骑兵第八师二十二团工作，然后调到乌鲁木齐河管理处。当时我已有三个孩子，丈夫虽然一直在修建乌库公路的工地上，顾不了家，但在感觉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一夜之间，通知我们前往千里之外的一个陌生的地方，内心的确是难以割舍，但边情就是命令，入伍之际的卫国戍边梦没想在已为人妻、已为人母之际实现了，内心很是激动。但我毕竟是一个母亲，为了孩子，我渴望和平的生活。此去谁知道会有什么遭遇呢？

　　自边民外逃之后，许多传闻就传开了。说什么“苏修”把我们这边的老百姓骗过去之后，就会出兵占领伊塔地区；还有人说会在那里施化学毒剂，让那里寸草不生，人畜死光；甚至有人说他们要在那里试验原子弹，传来传去，把硝烟味传得越来越浓。如果我是一个战士，或者说我不是母亲，我会义无反顾地前往那里。可我有三个孩子，我和许多前往那里的女人一样，内心怀着深深的恐惧。但我们上路了。六月的北疆的确很美。拖儿带女的大军走得很急。日夜兼程地到了塔城，第二天火速赶到了裕民县。到那里后，就感到那里的确需要人。裕民县原有一万多人，我们去时，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县委只剩下了书记和副书记，巴尔鲁克山上的三个乡因为离边境线近，跑得一个人不剩，水磨还空转着，有些毡房里的牛粪火还飘着余烟，牛羊则跑得满山遍野都是。有时候，看着山上就十几只羊，但上山一赶，就会越赶越多，一天能赶回来成百上千只。仅一六一团就赶回来了十四万只羊和几千头牛。我丈夫带的是筑路工程处十一团值班连，他们全副武装地到了已没一丝人烟的巴尔鲁克山上，一边守卫那里，一边组建十二团。我也带着孩子去了……

责任编辑:罗巍
作    者:卢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