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8日周三上午，我们本来是直接去晚报采访奉荣梅老师的，而奉老师临时提前给我们联系上了著名散文家王开林老师，使我们难得而有幸地见到了这位耳闻已久的散文大家。作为江堤生前的好友，同时也是欣赏并推出江堤散文的一位“伯乐”，他亲切而热情地给我们谈起了江堤的创作和过去生活的点滴。

    记者（简称记）：我们知道您和江老师认识得比较早，之后的交往也一直很密切，首先还是从生活上随便谈谈江堤吧。

    王开林（简称王）：江堤他的确做过很多事情，是个很活跃的人，除了写诗、编书，他为朋友也做了很多事情。他是从事书院研究的，对书院很了解，虽然岳麓书院有专职讲解员，但朋友尤其是远方的朋友去了之后他都要亲自讲解。他在去世前不久，讲解的过程中突然牙龈出血，大家都很吃惊，很为他担心，好端端的怎么会牙龈出血呢。可是他自己满不在乎。江堤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喜欢唱卡拉OK，喜欢交友，喜欢读书，喜欢旅游，充满激情，对朋友总是肝胆相照。对文学他极其投入，他们创立新乡土诗派的时候，诗歌已经开始走向衰落，要出书的话他就得自己去筹募资金，他不仅给自己出集子，还给诗派出选集、合集。在诗派里他的组织工作做得最细，有很强的凝聚力，诗人嘛，都有些自己的怪脾气，但他能使整个诗派捏合成形。他起到了磁石的作用。

    记：您和江老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还记得初次见面吗的情景吗？

    王：具体记不清了，应该是比较早，因为我第一次是在李元洛老师家里见到他。他和李元洛老师交情非常好。1986年我从北大毕业回湖南，推算起来，我与他初识可能是在1988年左右。那时候文学仍处在热潮期，大家经常在一起谈文学，不像现在搞文学的在一起反而会谈些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我跟他应该说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再加上李元洛老师的缘故，我们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坚不可破的友谊，可以说有一种惺惺相惜和心心相印的感觉。

    记：听奉老师说，江堤的散文《树殇》是您责编发表的，您能谈谈这个过程吗？

    王：这是江堤较早的一篇散文。在此之前，他一直写诗，有次我们交谈的时候他说想写散文，当时还只是有这种想法，真正写出来是在一年以后。他把《树殇》给我，我看了，觉得很好，马上就发在《湖南文学》上。这对他当然是个激励，之后他写的散文、随笔逐年增多，诗歌与散文并驾齐驱。这篇《树殇》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可和赞赏，对他之后的散文随笔的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写东西都需要外界认同，你写个东西大家都不作声就很糟，要是都说不好那就更糟！

    记：江堤老师写《树殇》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和他英年早逝有些关联呢？让人看见这题目就感觉是对生命的哀悼。

    王：那时候他身体还可以，但他的生命意识始终是清醒的。他体质一直不大好，对自己的身体很不自信，当然会产生一些联想。那时候他大病了一场，刚刚住院出来，看到书院那棵倒下的树就起了感触。但最重要的是他对生命、对命运有清醒的认识。有时候一个健康的人也会对生命产生这种追问，生命意识不一定要得了病才能产生。不一定要感觉自己得了绝症才能认识到什么，诗人本应有预见性，诗人有时就是先知！

    记：江堤老师兼有作家、学者、诗人这三种身份，而您也至少可以说学者型的散文家，这三种身份会不会有时很难转换？

    王：他早年比较感性，转变是在1997年。其实这三者之间都是互不妨碍的，闻一多也同时是诗人、学者、教授。这些实际上都是相相辅相成的，是水乳交融的。这种身兼多重身份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其实是个好现象。一个诗人如果只是诗人，不能成为学者、散文家或者更多的身份，那他的内涵就难以丰富，思想不会很深刻。这之间不存在角色转换难的问题，你有100种身份，你还是一个人，不可能变成100个人。

    记：有的诗人本身不能算是思想家，但诗歌却有很强的逻辑性在里面，这些都是值得后人去阐释的，您认为呢？

    王：阐释是后人的事情，写的时候是无暇顾及的。诗的灵感得自一种不可知的东西，尽管是用自己的手写出来的，但感觉这手是冥冥之中另外一个人的手，是上帝之手。有些句子写出之前无法构想，写出之后也无法复制。

    记：能不能详细谈一谈您对《树殇》这篇文章的评论？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张岫 李福建 潘亭亭 王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