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写信
    你拿什么去怀念
    如果电话网络消失
    你将在邮筒里
    找到我的灵魂

            ——沙扬娜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俗建筑逐渐走向中国并成为东方土地上的时尚，一些外国建筑设计公司驻扎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口岸城市，在全国范围内承揽工程，与国内建筑设计商形成竞争，建筑业进入到了一个中西交混的时期。

    小吴门邮局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尽管已经经历了西式化的冲击，但城市主体建筑基本上还是体量、层高都较小的砖木结构建筑。因此，这样一个邮局，在当时是一个大的工程。一些国外建筑设计公司和国内建筑商为此进行了竞争。最后设计权被总部设在汉口的一家外国公司夺走。建筑权由天津申泰营造厂获得，工程于1936年动工，1937年完成。

    关于这处建筑，大多以为是建筑大师柳世英设计的，其实不然。我采访了古建筑专家杨慎初教授。杨是柳世英先生的嫡传弟子，他说柳世英的确曾想承揽这处建筑的设计，但没有获得设计权。当时柳世英（1893~1973，江苏吴县人）是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负责人，这家事务所在国内有很强的设计实力，除柳世英本人外，旗下还有建筑大师刘敦桢。刘敦桢是湖南人，20年代曾设计天心阁，由他设计的建成于1926年的湖南大学二院已载入长沙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这处建筑的最终设计权为何旁落，至今已不清楚，在当时或许是有那么一点遗憾的。1934年开始，柳世英一直在长沙工作，先任湖南大学克强学院建筑系主任，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之后，任中南土木建筑学院院长，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设计了一大批经典建筑，其中，建于50年代初期的湖南大学礼堂，已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书馆、科学馆、工程馆均已列入长沙市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之中。30年代，是中国传统建筑向现代建筑转型的年代，西方建筑理念大量输入，许多作品都有西化的倾向。小吴门邮局，作为一种西式风格的世俗建筑，是那个时代长沙最前卫的作品，其功能主要服务于日常生活，设计以简约为主，没有西方宗教建筑那样繁琐，有一种温馨的居家气息。

    有一段时间，我在上海转悠，在外滩见到一些大型的西式建筑，哥特式的或者别的式样的，但在一些弄堂或者租界生活区，也能见到像小吴门邮局这样的建筑，那些建筑一律有着风雨剥蚀的痕迹，放出一种淡淡的生活气息，有旧旧的伤感。

    有一次我站在远处望一座这样的老房子，见一个女孩依在墙边读信，四处的风景集中在她的脸上，黄昏将最后的斜阳挂在她的金丝眼镜上，自然、建筑和人很和谐，不那么张狂，有一种旧时代的人性在里面。我疑心那读信的人是张幼仪、林徽茵或者陆小曼，手中的信一定是徐志摩写的，在黄昏里透出一种情味。那样的时候，我感觉时代不前进更好。很早以前我已开始写作，隔三差五往邮局跑，寄稿取款，对邮局有一份感激有一份牵恋， 有邮局的世界是那么的好。报社很仁慈，邮资总付，投稿的人只需将信封剪去一个角塞到邮筒就行了。当时长沙只有两张报纸，我时不时便往邮筒里塞一封进去，换点碎银子回来。后来我知道寄给两家报社的稿件和报社寄给我的汇款都是经小吴门邮局中转的。我认真地望了一眼那个邮局，竟然也望出了上海弄堂里那些西式洋楼的味道，有经久不衰而又风雨沧桑的情调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温馨，传达着人性中那一点在邮路上奔跑的真情。我的精神无限畅达。

    我常有怀旧的心境。比如我很想请一个像张幼仪、林徽茵或者陆小曼那样的女孩，坐在小吴门邮局的门阶上写信，写一种很哀怨很缠绵的文字。写信的时候，城市悄然无声，爱情像一件风衣披在城市的上空，晚风望着爱情，悄无声息地流泪。等她们写完了，我就请一个像徐志摩那样的男孩坐在同一个地方阅读，但城市不再悄无声息，不再是那样“低头的温柔”，汽车拉着城市喧腾着从门前过去，飞扬的红尘没有一点娇羞。人们忙于生活，不再关注这样的痴性男儿。这个时代人们需要的不是经久不衰的爱情，而是一块通用的性爱膏药，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往身上贴一下，药性很快散去，撕下来，再换一块新的上去。徐志摩没有活到可以到小吴门邮局寄信的年代，大千世界少了很多风情，天空只有无限的忧郁，一滴钻石一样的泪水，像一粒冰雹绣在小吴门的上空。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信，开头便称“眉眉”，落款必是“你的欢畅的摩摩”“你的顶顶亲亲的摩摩”。那时候陆小曼是王赓的太太，徐志摩告诉她，“眉，这恋爱是大事情”，“我有你什么都不要了……抱住你就抱住了整个宇庙” 。只这两句，通往邮局的路从此变得缠绵如水。

责任编辑: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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