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廉节”碑共分四块碑石，每字一碑，分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每碑高213厘米，宽141厘米，字高169厘米，宽122厘米，大字行书，题款为正楷。“忠”字右上刻有“晦庵朱子书”，“晦庵”为朱熹的名号，“朱子”系后人对朱熹的尊称。一般的碑刻，书碑人的款识应在左下，故此款应为立碑人所加，非朱熹本人题书。这正是此碑有别于它的地方。曾有人据此撰文，说碑非朱熹所书， 是不懂刻碑之道。“节”字右上刻有“皇清道光丁亥后学欧阳厚均敬立”，“皇清道光丁亥”，即1872年（道光七年），欧阳厚均（1766-1846年），号坦斋，湖南安仁人，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肄业于岳麓书院，1799年（嘉庆四年）进士，后受聘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连任27年，史称著名弟子三千，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人物多半出自他的门下。

    欧阳厚均主教的前20年，是社会变迁的前期，鸦片战争还没有打响，国人困守于官僚政体中，以研读四书八股为业。学校教育的好坏，以考科中举人数的多寡来评判。教师为了扬名立万，从物质到精神两个方面刺激学生的积极性，如发给奖金，宣讲训示，“忠孝廉节”碑就是当时作为训示用的。在古代教育文物中，这种石质的口号化文物，是一个有趣的类别。

    我初次见到岳麓书院的时候，那里还是一个乡居杂院，教职工散布在迷宫一样的厢房里，而讲堂因为一面无墙而变成了堆放杂物的公共场所。那时候，大部分住家都是烧柴草和煤球，讲堂堆满了柴草。“文革”期间，革命群众在涌向爱晚亭的同时，常常顺道进院破四旧，红卫兵手执石块，瞄准“道南正脉”匾上的乾隆御印砸，硬是把御印砸碎了。碑刻因为藏在柴草之后，逃过了一劫。

    朱熹书“忠孝廉节”是在1167年（乾道三年），当时岳麓书院建在抱黄洞下，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以荆湖南路转运使知潭州，将岳麓书院迁建到现在的位置，那时朱熹的学说已受到时人批判，此后被视为伪学逆党，他的学生大多被逮捕，或死于狱中或卒于贬所，自己也被削官夺俸。书碑上石，很可能是朱熹逝世评反之后，但其具体时间无法考定。据现存史料，能查到的最早石刻为明代天启刻本，当时碑石立于尊经阁。至于明代天启刻本后来如何毁掉，无史料可考。

    大凡到过岳麓书院的人，对“忠孝廉节”碑都有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字体之大、嵌立位置之显赫都是罕见的。仿佛有一股魔道，释放出巨大的沾附力，能将人活生生吸过去。站在碑石前，人成了空壳，魂魄全被那些膂力矫劲的笔画收走了，仿佛任何一根笔毫都能从冷冷的石中伸出来，置你于死地。显然笔墨气道已经从朱熹的学说中流注到书体中，杀招在他的气道里流转；气指向哪里笔墨便挥向那里。我在《初拓三希堂碑刻》中观过朱熹的书法，字体飘逸，结体严谨慎密，行气疏密适度，灵便洒脱，一笔一画都有它的华采，观过他的大字碑刻之后，更觉他的书法中还有一种遒逸不羁的成分，一点也不像他的学说，到处都是教条。所以同样的一副笔墨对于人来说也是有双重性的。

    时至今日，我只在名山大州看到过大字摩崖石刻，未见过这种单体的大字碑刻，内心充满惊奇与好奇，到这里观碑的游人大概也如我一样激动，因而常在碑石前面照相留影。只是他们留影的时候好像也有讲究，大多喜欢在“孝”字或者“节”字碑前留影，时下做人讲究孝道，也还有人讲究气节，因而这种留影有明志的成分；在“忠”字和“廉”字前留影的人很少，不愿在“忠”字碑前留影，是因为“忠”字的含义已经变调，而不在“廉”字碑前留影，则纯粹是一种社会心态使然，这样的年代，标榜自己廉节，已近乎笑柄，况且这碑石既是镜子，又是测谎仪，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你富居几品，往前一站就能从两个方面照出自身的败相来，这碑石还有这样的作用，一定是书碑的朱熹和立碑的欧阳厚均始料不及的。

    到过岳麓书院的游人，也许还在碑前见过另一种景观。五六岁的小孩子一手提着水桶，一年拿着比手还粗的毛笔在地上写字。那孩子仿佛是王献之，家长在一旁作王羲之状。有成群的游人围观，无数的镁光灯不停地闪跳，热闹场景如同熊猫跨出机舱踏上友邦国土，真的是好韵味（长沙话，好过瘾）。那些孩子，其实很辛苦，只要还有人喝彩，家长就决不会让他收摊，因为家长需要那点喝彩的感觉。我知道任何人想成名成家的动机都是不容怀疑的，只是朱熹冷冷的眼神总人碑石中射出来，有一次梦中我问朱熹这样能培养出书法家不？朱熹沉默不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最早到此练字的小朋友，现在已快到了而立之年，不知他们成“家”了没有？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