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廉节”碑的“版权”之争

    文化是件有意思的事情。自古以来，出入岳麓书院的人从来没有谁怀疑过朱熹拥有“忠孝廉节”碑的版权，没想到朱熹逝世八百年后，人们开始了对他的怀疑。

    1980年夏季，长沙蔡锷北路一家店面翻修，在旧墙上发现两块分别刻有“廉”“节”的大字碑刻，字体大小及形貌与朱熹“忠孝廉节”碑相近。其中“节”字碑左下方有落款，首行为“大清嘉庆二十年乙亥岁春月吉日摹刻”，第二行为“宋文天祥书于□□□”，嘉庆二十年，即1815年。查清《长沙县志》知这家店面原为文庙所在地。县志云：“庙之左偏为明伦堂……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四大字”，并有“宋文文山手书”注文六字。文文山，即文天祥。其记载与实物相符。有人据此撰文否认书院“忠孝廉节”碑为朱熹所书。

    2002年，文物工作者在江永上甘棠村发现乾隆二十八年（1763）江永知县摹刻的“忠孝廉节”摹崖石刻，题款为“大宋忠臣文山公书”。由是人们对朱熹“忠孝廉节”碑的版权再次提出质疑。

    岳麓书院“忠孝廉节”碑共分四块碑石，每字一碑，碑高213厘米、宽141厘米，字高169厘米、宽122厘米，大字行书，题款为“晦庵朱子书”。“朱子”是后人对朱熹的尊称，系立碑人所加。落款为“皇清道光丁亥后学欧阳厚均敬立”。“道光丁亥”，即1827年。

    据上所述可知三种碑刻都为清代摹刻。在时间上以“上甘棠本”最早，“文庙本”和“书院本”翻刻时间接近。书院本的翻刻人欧阳厚均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书院求学，文庙本刻成3年以后的嘉庆二十三年（1818）始任书院山长，前后达27年。刻书院本是在他任山长之后9年，其时一定知道文庙本的存在，以他的学养、名望和岳麓书院作为全省最高学府的地位，他断不会去翻刻文庙本或者上甘棠本，并有意将文天祥的版权改属朱熹，反之纠错的可能性很大。

    岳麓书院起源于唐末五代，由于社会动乱，屡毁屡建，所幸历代各种方志记载完备。清《善化县志》说：“朱晦庵闻南轩得胡氏之学，如长沙访焉，手书忠孝廉节字于堂。”《岳麓书院志》、《长沙县志》等也都有同样的记载。我在最近出版的文化专著《山间庭院》中有详细的解读。朱熹一生两次到长沙。书“忠孝廉节”是在乾道三年（1167），同时还书有“道中庸”、“极高明”等碑。绍熙五年（1194）朱熹以荆湖南路转运使知潭州，改建书院，颁布《朱子书院教条》。宋碑何时被毁，无法考证。据现存史料，能查到的最早石刻为明代天启刻本，当时碑石立于尊经阁。至于明代天启刻本后来如何毁掉，亦无史料可考。

    文化是在不断的摹刻中前进的，碑石的摹刻，只是文化方式的一种。著名的“禹碑”有宋代摹刻本、明代摹刻本，著名的“麓山寺碑”有清代陶澍的摹刻本，这些在岳麓山尚能见到部分实物，“忠孝廉节”碑有宋刻本、明刻本和清刻本就极为自然。

    朱熹（1130-1200）与文天祥（1236-1283）都是南宋人。朱熹生活在中早期，文天祥生活在末期。朱熹一生任地方官九年，任经筵侍讲40余天，从政时间不长，一生主要从事书院教育，致力于理学体系的建立与传播。朱熹与张栻交好，外加吕祖谦，被称为东南三贤。朱熹在世的时候即享有盛名，晚年虽在宫廷斗争中失败，同情他的人仍然很多，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说：“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 （《祭朱元晦侍讲文》）爱国将领辛弃疾也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宋史·辛弃疾传》）陆游、辛弃疾和朱熹的思想并不一致，他们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以想见。朱熹逝世不久朝廷就为他评反。文天祥降生前25年，皇帝已将他注解的四书颁布为太学教材，朱学成为官学。文天祥5岁的时候，宋理宗再次下诏将他列入孔庙从祀，御书其《白鹿洞学规》赐给国子监。

    文天祥求学的时候，正是朱学如日中天的时候，所学所考都在朱学的范围之内，朱熹的文化人格被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效法。文天祥20岁考中状元，此时已到南宋末期，状元公的头衔并未给他带来多少声名。父亲又突然病故，他不得不在家守丧三年。等到开庆元年（1259年），朝廷循例对这位前科状元任命官职之时，元兵已分三路大举南侵，在南宋朝廷主战主和的争论之中，他因官职卑微而人微言轻。咸淳九年（1273年）到长沙，出任提刑一职，主管司法。任职时间不长，也无大的作为。三年以后，京城失陷，六年以后南宋灭亡。

    文天祥的盛名来源于宋元之际的游击战争和就义之前的民族气节。由于元朝和清朝都是异族统治，人们在叙说文天祥的时候，倾注了较多的个人感情。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