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数字具备易记的特点，如三大名楼、四大书院、六大古都、七大奇观，还有八景十景三十六景，许多地方的人都能数出来。设若到了衡阳一定会有人跟你数七十二峰、四大书院。七十二峰是指南岳七十二峰，四大书院当然是指石鼓书院。

    关于七十二峰，历史上较真的人不多，没有卫星航拍，不知古人如何能从成千上万座山峰中将它们挑出来，而四大书院则不一样，围绕其归属的学术之争从来没有停止。所谓四大书院，确切地说是北宋四所著名的书院。南宋诗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首举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为宋初四大书院。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理学大师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则举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天下四大书院。南宋另一著名学者王应麟撰《玉海》附和吕祖谦的说法，同时，附列石鼓、茅山二书院。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写成《文献通考》——这是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一部著作，在该书的《职官考》中，他采用了吕祖谦的说法，但在同一本书中的《学校考》中，又作了更动，列石鼓而去嵩阳。清代学者全祖望则以王应麟的说法为是，并另列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为南宋四大书院。民国时期的学者盛朗西撰《中国书院制度》，列石鼓、白鹿洞、嵩阳、岳麓、睢阳、茅山为北宋六大书院。另一学者陈登源在盛朗西的基础上加列龙门、徂徕，合称八大书院（《国史旧闻》）。如此较真下来，似乎只有岳麓没有异议，而石鼓与其他各家所举的书院是不是四大书院，则没有定论。1997年，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书院邮票一套四枚，所选书院是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即睢阳），实际上就是吕祖谦、王应麟、马端临、全祖望都说过的北宋四大书院，这在当代中国是最广普的一次书院宣传。四大书院得以通过鸿雁往还走进千家万户，从而实现了千年以来无数学者力不能企的文化推广梦想。石鼓没能借此机遇起死回生，改写没落的文化命运，对地方文化来说是一种长久的遗憾。回过头来反思，既然四大书院除岳麓之外的其他三大素无定论，石鼓列入四大就是可以争取的，可惜文化不是一个官位，否则会有无数的人为之争得死去活来。

    石鼓是否魂归四大书院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书院已不复存在。设若对至今仍存的书院重新作一个排名，依我之见，“四大”应是岳麓、白鹿洞、嵩阳、东林。如果作一个“八大”的排名，或许紫阳、龙岗、莲池、东坡可以列进来。依照古例，附列于后的书院还有关中、五峰、甬上证人、洙泗、鹅湖、白鹭洲、陈氏、潕溪等等，总之，石鼓和众多曾经列入“四大”、“六大”或“八大”的书院一样在岁月的大浪淘沙和历史的万劫不复中归于寂灭。

    站在对岸，遥望曾经楼阁毗连而现在烟消云散的石鼓山，大千世界一定是肃杀而荒凉的。米兰昆德拉说：“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止地重演下去。”历史悲剧总是不断更换布景。石鼓书院已经消失，无论它曾经是否辉煌，是否美丽，是否崇高，是否恐怖，生命中的叶片预先已经死去，没有意义。一所书院不能改变世界的命运，也无法左右自身的命运，昭示和洞察它的太阳沉落，人们只能凭借回想的依稀微光来解释一切。

    石鼓书院的劫难发生在1944年，那是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的岁月。国民政府军与日军为争夺衡阳城池激战47天，日军24小时轮番轰炸，军民死伤无数。书院所据的石鼓山位处城北蒸水与湘江交汇口，是一座水中孤岛，傍于驿道，地处要冲，所有建筑都曝露在炮火之下，罹难喋血势所难免。书院在战后没有重建，原因之一与它所处的地域关系甚大。石鼓山虽说风景秀丽，素有“湖湘第一胜地”之称，唐代即被列为道教“第二十二洞真虚福地”，“朱陵洞天”摩崖石刻至今尤存，但以现代教育的发展规模而论，地盘的窄小势必阻碍发展，再在原址重建教育场馆显然不合时宜。

    石鼓书院的教育是一种类似于佛教禅宗的高等教育。学生是“有志于学，不屑于课试之业”的人，数量不多。教学以自学清修为主。院长为著名学者。到院讲学的都是王阳明、湛若水、邹守益这样的一时名流。课本是国子监、本道诸州印本及自行刊印的讲义。教育以朱熹《石鼓书院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辨明义利，志在“为己之学”为宗旨，学生隐于孤岛林中，远离尘俗，布衣粗食。教学的方式方法与现代教育大相径庭。而现代教育要越过废墟抵达新的天空，这或许是石鼓书院的旧式教育延续千年而终于消散的另一原因。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