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水校经堂笔记

    文化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怀旧的情节在让文化异乡变得不再遥远的同时，也让文化漂泊者寂寞无比。

    我见到湘水校经堂或曰校经书院的时候，暮色已经四合，雾霭滚辗来，岳麓山层峦迭嶂的翠色消隐在崚嶒的苍淼之中，巨幅的春天在堂后肃穆着，危崖深处漫山的奇诡继续上演它诡秘的哑剧，文化遗址在穿越时空密密麻麻的障碍，撕开面纱，重新定义自身价值之时，永远不具备赶走寂寞的能力。

    湘水校经堂最初是创办于岳麓书院内的一所等同于今天大学研究生院的高等级书院，道光十一年（1831）招生，光绪五年（1879）独立成院落，其招收的学生是当时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优秀肆业生，招生有明确限制，招考方法与考研无二。创办人是经学大师阮元的弟子吴荣光。吴时任湖南巡抚，工金石书画，于经学也有研究。

    湘水校经堂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它见证了整个晚清教育的走向。中国书院自创办以来，一直与理学和科举纠缠在一起。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夸张、呻吟、神秘使清晰明朗的学理和文化经验中的人伦温情陷入误区，尤其到了明末，理学近于“狂禅”，所有定义顽固地步入误区，与20世纪的荒诞派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自由讲学的传统被八股时文所取代，教育无法遏止社会功利的侵染，师儒所教不出“时文试帖”，自身迷人的风采彻底丧失。明末东林书院曾有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云南玉屏书院讲堂的对联则是“何事关心，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黄昏灯火五更鸡。”（清制二月会试，八月乡试）足见染疾之深。人们的观念已不是简单微调的问题，知识分子对文化追索的视野已出现盲点。与读书人徘徊在十字街头，在一种睿智与锐敏的消遁中找不到终期正向的同时，书院教育也在对文化本质追问的层面上陷入迷茫。加之清王朝的政治越来越恶化，在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文字狱像落日一样逡巡在文化草原的上空，无论个人还是实体都不具备独闯暮色的能力。

    在文化的反省中，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像一阵受惊的风，在人所不及的天空狂舞，对人所构成的暧昧的攻击是自上而下的，然而，不管过去的时代以何种拘束的方式伦乱教育的忠贞，文化对人的情爱仍旧一天一天炽热，文化与人共同构筑的爱的囚笼，永远无法冲破。由此而导致了湘水校经堂这样企图从侧面突围的书院的产生，它们的惊惶与绝望，它们的孤注一掷，对严厉的封建秩序都是迎头一击，在地狱的阴影下，新的学术风气从肉搏的铿然中登场了，这就是清代经学的出现。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经学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好东西，也不是投向旧制度的狼牙棒，最终也没有从根本上解放教育的困境。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分之为四期而以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复古自然无法从灵魂的层面解决问题。

    湘水校经堂火红的年代，经学训诂、考据已经从高潮中漫漫消退，经学大师顾炎顾、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等人在将经学推向盛极之后，其流弊不免如纪昀所讥讽的失之烦琐，一字的训诂、一言的声韵、一物的名称，甚至一种制度、一条校勘，动累数千言，且尽是书本上的死文字，看了使人头痛，而这个时候，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战也已相继打响，湘水校经堂的肆业生左宗棠、郭嵩焘驰骋沙场，如同黄金时段的广告，有巨大的张力，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湘水校经堂的教育方式上。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