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岁那年写了首《望海潮》：“曾经沧海，又来沙漠，四千里外关河。骨相空谈，肠轮自转，回头十八年过。春梦醒来么，对春帆细雨，独自吟哦。惟有瓶花数枝，相伴不须多。

　　寒江才脱渔蓑，剩风尘面貌，自看如何。鉴不因人，形还问影，岂缘酒后颜酡。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忽说此人是我，睁眼细瞧科。”在这首最为后世仁人志士激赏的词作里，流淌着一腔无可阻挡的侠气，读了这首词，再联想到他《狱中题壁》中“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就不能不为他一贯的铮铮侠骨而折服。

　　金庸在给侠客下定义时说过：“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无疑，谭嗣同就是“侠之大者”的典型代表。

　　谭嗣同最终成为“侠之大者”，和他二哥谭嗣襄，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以及传授他武艺的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黄方舟和刘云田等人对他的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他自幼在一起读书、嬉戏，相知甚深的二哥谭嗣襄。

　　据谭嗣同回忆，二哥“好攀登屋脊上，又善骑，挥鞭绝尘，穷马力然后止”，尚武的志趣十分明显。二哥活泼爱动、喜欢习武的天性，对谭嗣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京居住期间，谭嗣同早早练习剑法，并在《与沈小沂书二》中不无自夸地写道：“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

　　1876年，谭嗣同的母亲病逝于北京浏阳会馆，年仅19周岁的谭嗣襄主动请缨护送母亲遗体南归浏阳安葬。起初家人并不信任他，结果不仅路上没有出现什么意外，而且回乡后把丧事办得极为周到，赢得了乡人的称赞。二哥敢担当的精神，给11岁的谭嗣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1888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赴任甘肃，谭嗣襄送行至襄阳。一路上，谭嗣襄“谋划周详，而切中机宜”。父亲不在，料理家政的事务自然落在了谭嗣襄的肩上。谭嗣襄“米盐钱刀琐屑之事，儒生或鄙而不为，兄乃并核见综，算无遗策，出纳弃取，权时之赢绌而消息之，条理粲然，人莫能欺”。“人既以信义重兄，咄嗟之顷，千金立办，然亦颇负累矣”。21岁的二哥理家如此，令谭嗣同由衷钦佩。

　　谭嗣襄“平生好交游，重然诺”，对天下大事更是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追随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海防论。中法越南战争期间，他在家乡倡议助饷，因议和而终止。1888年，谭嗣襄投奔谭氏亲属、时任台湾道的唐景崧门下。唐氏将谭嗣襄推荐给台湾巡抚刘铭传。“刘一见奇之，与纵论时事，移晷乃退。”刘氏起用谭嗣襄负责督察凤山县的盐税。“凤山地居台南，民贫赋重……皆视盐税为利薮。分局二十有余，辗转胶葛，不可究诘。”此前司榷者已三易其人，可见榷盐工作的艰难。谭嗣襄到任后，“乃严约章，杜侵蚀，亲会计……不数月而弊绝。”谭嗣襄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为谭嗣同后来走向“维新”，起了思想启蒙和榜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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