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完婚，张将军带着我去南京。张将军不喜欢运作人际关系，总以为把事情做好就是了。别的当官的，有和蒋介石照过相的，把相片洗大，挂在家里。没和蒋介石照过相的，也要在家里挂一张大的蒋介石照片。我们家里没蒋介石的照片。1946年，国民党的军队整编，他和74军遭人排挤，74军改编成74师，他到死还只是少将师长。

    我们1945年结婚，他1947年阵亡，讲起来有3个年头，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还没到一年。就结婚那年好些，没打仗，我们总是在一起。后来打仗了，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打仗的空隙，休养的时候，他天天都有电话回来。打仗了，不方便打电话，就每天给我发电报。我们有专门的电报密码。张将军忙，没时间自己译，让译电员译。有电报来了，如果译电员是笑着的，张将军就知道是我的电报。

    1947年5月7日，农历3月初9，我们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张将军刚刚被围在孟良崮。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解放军分3班轮番进攻，张将军以为解放军这边只有10几万兵力，不知道是30几万。他阵亡前，三天三夜打得没吃没睡，蒋介石喊人空投吃的，丢下来，大多数被包围他们的解放军拿走了。去年10月，我和儿子小灵（小名，大名是张道宇）去了孟良崮。这是个石头山。有人告诉我，当时解放军一个炮弹打过来，打到石头上，石头碎片散开，张将军的部队被石头砸死的比直接炸死的要多得多。

    张将军的死，有很多说法，有说是这个团长打死的，有说是那个营长打死的，还有说是哪个士兵打死的，都不对，他是自杀的。我了解他，他是个名誉跟尊严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

    张将军阵亡那天，是小灵生下来的第10天。他自杀前，给我写了遗书。 这封遗书，不长，写得非常工整，我一直记得：“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情况更恶化，我与仁杰——蔡仁杰是74师的副师长——决战之最后，以一弹饮，上报国家与领袖，下达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视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

    我开始不相信张将军已经阵亡。一直到快过中秋了，张将军的一个参谋回南京了，他把张将军的遗书给了我，我才相信。这个参谋姓杨，他讲张将军成仁前，参谋长曾建议掩护张将军突围，张将军没同意，讲他不能一个人偷生，蔡副师长讲不是让将军偷生，是让将军到南京请罪后再以死谢罪。张将军对他们讲，你们以为我到南京见到我妻子后，还会想死吗。他讲完后就自杀了。74师全军覆没。杨参谋被俘后，接受了几个月教育，后来解放军给他发路费，他就回了南京。

    蒋介石对张将军的阵亡很痛心。74军一直有王牌的称号。特别是打日本的时候，很猛。当时英国给蒋介石送了两艘军舰，有一艘，蒋介石命名为灵甫号。另外还建了个忠烈祠，祠堂里摆着张将军的灵位。这个灵位，后来蒋介石还带到了台湾。

    解放军这边，围74师的，是粟裕。前年，粟裕的一个侄子，知道我在上海，要请我吃饭，怕我不肯，托人讲了他的顾虑，问我可不可以接受他的宴请。我讲可以啊，这有什么关系，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各为其主，又没有私人恩怨。

    我1949年带着我妈妈去了台湾。我二伯(王士健)没去，还在长沙。何键抓了杨开慧后，也想诱抓贺龙。我二伯不晓得怎么和贺龙有点交情，给贺龙写了封信，要贺龙不要来长沙。1949年后，我二伯一家的日子比较难过，贺龙接济过他们，后来就惨了。

    我在台湾呆了3年，呆不下去了，就申请去美国，蒋介石批准了，给了我5000美金。我在美国读书、打工，每个月给台北的妈妈和小灵寄钱。我在纽约大学学的是财会。在美国航空公司工作了20年后又开始做生意。

    第一次回大陆是1973年。我妈妈年纪大了，有叶落归根的想法。我自己也觉得，只有长沙才是真正的家。就慢慢和大陆方面有些联系。

    从1973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回一次大陆。后来和国务院的人混熟了，我问他们，如果我1949年没走，大概能过几关。那人就讲第一关就过不了。

    我想看《红日》(以孟良崮战役为背景的电影，张灵甫是反角)，国务院的人说不太好找，我知道他们是不想让我看。后来1980年，我在长沙看了《红日》。当时长沙市的统战部长是刘守中。他接待我的时候，我们聊天，才知道原来我们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同学。我跟他讲想看《红日》。他要我看了后不要激动。我讲不会激动的，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我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那个时候拍的这个电影不可能会真实地反映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他想了下，让人找来给我看了。我看了后跟他讲，演张灵甫的演员不够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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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口述：王玉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