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表明，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在郭嵩焘等人的引导下，绅民之间已有“讲求洋务”的思潮。但就城市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而言，尚不能称得上开放。因为，除了要求兴办小轮，表明部分绅民已认同了“部分洋务”外，湖南绅民毕竟未作出其它开放之举。对外界而言，以往湖南的“守旧”印象，依然未能泯除。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下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显然，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变”，既包括历史事件，亦包括历史局面，当我们用恩格斯的“合力”理论分析湖南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时，需要用到的概念则是后者。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变革求强思潮虽然代表了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方向，但这股意志“力”的矢量值毕竟非常弱小，而顽固守旧思潮的矢量值却超乎其上。这样，城市绅民意志的“合力”还是远远偏离了“新思潮”的方向，如此也决定了湖南绅民意识形态以守旧为总体特征的特定的“历史局面”。

    然而，城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又是相互消长的。湖南绅民的变革求强“新思潮”随着民族灾难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发展着。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侵权攘利活动，对湘绅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作用。受此震动作用，湖南绅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于是在开明官吏的倡导下，终于形成一股势头强劲的变革维新思潮。

    甲午中日战争对湘人之所以产生巨大的震动作用，同湘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有很大关系。曾几何时，湘军以清政府绿营兵无法相比的作战能力，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挽救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进一步强固了湘人颇为自傲的救世责任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原派驻朝鲜和防守辽东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不堪一击，接连败退。无可奈何的清政府遂又将“救命稻草”系在湘军身上，指望湘军重振昔日雄威，挽回眼前败势。时人感叹：“时危湘军耐苦战”，“淮军一败又湘军”（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5。）。 而向以救世自命的湘军将领也将保家卫国视为神圣使命，湘抚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主动请缨，率湘军三万余人（注：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第335页。），并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ｓｈí＠②、李光久、 余虎恩等，由三海关拔队东征。1895年1月，清政府正式任命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各军，吴大ｃｈéｎｇ＠①和宋庆帮办军务。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以为湘军不仅有“精枪快炮”和“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更有“湖湘子弟，忠义奋发”的斗志，“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经生力军乎！”（注：《湘抚告示》，《万国公报》第74卷，第15092页。）遂煞有介事地向日人“出招降旗”（注：《学会汇纂》，《湘报》第92号第839页。）。 没想到辽东一役，湘军所战皆败，仅六天便接连丢失了牛店、营口、田庄台等城镇，“前敌诸军，勇怯不一，……而锋镝余生，竟致穷途坐毙，疮痍满目，疾痛切夫，惨不忍睹”（注：《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01页。）。时人有诗叹曰：“旧部招荆楚，长缨请世臣；当知销碧火，不比扫黄巾。”（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湘军的惨败， 使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决战的信心，加速了与日本议和的进程（注：《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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