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著的第二个绪论中曾经指出中国历史文化生命在气脉上的盛衰可分为汉唐和宋明两个阶段。历史文化的生命力在汉唐的强盛和到宋明的式微，同样体现在汉民族面对异族的姿态和心态上。所谓的爱国主义历史传统，与其说是文化的，不如说是历史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民族心态的集体无意识。且不说其它，仅就唐宋两朝的有关文学，就可以读出汉唐和宋明的两种历史心态。同样的面对异族入侵，在唐朝折射为文学的是气象雄迈的边塞诗作，在宋朝尤其在南宋则诉诸悲悲切切的爱国诗词。人们在唐诗的边塞诗作中读到的是一种阳刚之气，血气方刚的豪情壮志洋溢在每一行诗句里；相反，人们在宋词的爱国作品中读到的却是一股阴柔之情，字里行间与其说在表达自身的豪气不如说在激励他人的斗志。在宋朝的爱国诗人笔下已经没有当年高适岑参们的金戈铁马之声，而是一种“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式的殷切期待。因为有宋以降，王气国势日益衰弱，每每面临强敌压境，人们不再严阵以待，而是竭力鼓励他人奋勇迎敌。于是，当年边塞诗中的豪迈，变成了爱国诗中的阴沉。这种阴沉来自一种弱者的自卑和对他人作出牺牲的下意识期待；如同一群羼弱的孩子，在强敌面前不约而同地指出他们当中最为强壮的一个来，将迎敌的全部责任放到那位壮士的肩上。于是便有了岳飞和秦桧的传说，岳飞是承担了重任的壮士，秦桧是全体弱者在自卑心理上的转嫁对象。一方面是极度的卑怯，一方面是卑怯者在心理上的变态，形成了有宋以降的爱国主义传统。再加上前面所说的江山易手，这种爱国传统的忠君意味也可昭然若揭了。

　  有宋以降的爱国传统除了文化心理上的成因，还有一个政治操作上的所指。也即是说，所谓爱国往往落实在忠诚于谁家何姓的王朝身上。比如，崇祯皇帝的爱国肯定是意指臣民们对大明王朝的忠诚，李自成的爱国无疑是意指对他那个大顺政权的效忠，而以后的满清王室的爱国当然含有必不可少的忠于大清帝国之成份。同样如此，在日本军队的长驱直入面前，汪精卫、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将爱国主义悄悄地诉诸各自不同的政权内容；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陪都，毛泽东的延安窑洞。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将汪精卫政权称之为伪政权；内战结束之后，毛泽东将蒋介石政府称之为伪政府。所谓忠君爱国的要害不在于是否爱国上，而在于是否忠君上，在于忠诚于哪一位君主上。

　  因此，中国式的爱国主义不仅有着历史的传统，而且有着政治的图谋。历史上的爱国传统来自民众的卑怯，政治上的爱国游戏则出自权力角逐的实际需要。因为尽管一个国家的气脉最终以文化精神为本源，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形态总要落实在某个具体的政权形式上。爱国主义由此获得了一种道德观念通常具有的政治内容和权力意向。这也即是说，爱国和卖国的评判最终取决于政治角逐上的鹿死谁手。按照这样的游戏规则，胜利者总是爱国者，失败者则总是卖国贼。胜则为王败则寇，在暴力上的胜负决定了道义上的毁誉。假设当年的吴三桂借助满清的力量最终建立了一个汉家王朝的话，那么汉奸的罪名就会落到李自成的头上。因为李自成在满清大军压境的当口，灭掉了崇祯王朝，强占了吴三桂的家室，做了清兵想做而暂时不能得逞的事情，亲痛仇快，在客观上起了与满清军队里应外合的作用。换句话说，李自成此举又是后来的蒋介石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作为；蒋介石没有抵抗日本军队尚且被国人骂作卖国贼，以此类推，李自成在清兵的眼皮底下灭了汉家王朝，李自成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李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