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最新纪录片《无用》即将于9月3日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全球首映式，对于这部迅速完成的影片人们知之甚少。最近著名影评人汤尼·雷恩代表英国《视与听》杂志采访了该片导演贾樟柯。

　　汤尼·雷恩（TonyRayns）是英国影评人、电影节策展人及作家，因对东亚电影的深入研究和人脉关系，成为中、日、韩、泰等地影人通往西方世界的一道窗口。他写过关于铃木清顺、王家卫和法斯宾德等导演的研究专著，也是侯孝贤、王家卫、贾樟柯电影的专职英文字幕翻译。

　　缘起

　　汤尼·雷恩（以下简称“汤”）：请解释这个电影计划的起源。它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有人请你去做这个电影？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无用》是我艺术家三部曲的第二部。在去年完成第一部关于画家刘小东的《东》之后，我决定拍摄以女服装设计师马可为主要人物的纪录片《无用》。198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次被边缘化，公众也逐渐失去了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兴趣，关于中国社会的严肃思考变成了极其封闭的小圈子话题，中国人民全心全意进入了消费主义时代。与此同时，中国当代艺术奇迹般地保持了足够的活力，大多数艺术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保持了对中国社会持续的观察和长时间的思考。显然，他们比一般人对社会的认识更有洞察力，我一直想把这些艺术家的工作、他们具有前瞻性的思想通过电影的方法介绍给公众。这样便有了拍摄艺术家三部曲的想法。

　　当时马可正在她位于珠海的工作室，为在2007年巴黎秋冬时装周上发布“无用”系列服装做准备。她的作品超出了我对服装的认识，并且惊奇地发现，马可的“无用”竟然能使我们从服装的角度去关照中国的现实，并引发出对历史、记忆、消费主义、人际关系、行业兴衰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也让我有机会以服装为主题，在对整个服装经济链条进行观察时，面对了不同的生命存在状态。

　　好像是一个互动的行为艺术，从《东》到《无用》，我分别有机会与画家刘小东、服装设计师马可进行跨媒介的合作：他们分别以绘画和服装设计的方法，我以电影的方法，面对共同的现实情况，从相同的起点出发，利用不同的媒介创作。

　　对应

　　汤：在某些方面，《无用》是对于你的故事片《世界》的对应，比如说，它把中国放到全球眼界里的方式。它似乎巩固了你作品的转变———从地方的、以山西为根据地，并把焦点放在个体或小群体的故事，转到更大的故事里，并带有很多角色和一个更宽广范围的参考。你是这样看吗？

　　贾：《世界》以后，我越来越喜欢用一种板块的结构，在一部电影中表现不同的多组人物，或者去跨越不同的地区。比如《东》里面，画家刘小东连接起了中国三峡和泰国曼谷两个相隔遥远的亚洲区域；《三峡好人》里面，在同一个地点三峡，分别讲述互不关联的两个人物故事。在我看来，今天再用单一封闭的传统叙事，比如一对男女主角在90分钟之内贯穿始终地完成一个完整的戏剧，很难表现我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那种人类生活的复杂和多样性。今天，我们往往有机会同时生活在互不关联的多种人际关系，或者游走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之中。我们在对不同的生活、不同的人际关系、不同的区域进行对比和互相参考中形成我们新的经验世界。在中国，人们只了解一种现实的封闭时代结束了。在《无用》中，马可因为反叛服装流水线上的机器生产，产生了“无用”的创作；在山西，矿区的裁缝店因为广州的大型服装加工厂的存在而日渐凋零。广州的服装流水线、巴黎的时装发布会、山西的小裁缝店被一部电影“结构”在一起，彼此参照，或许才能看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事实。

　　摆拍

　　汤：在片子里每个镜头都是仔细构造的，而且整体结构也仔细地被考虑过。这让这部片子与纪录片的传统———固有地基于观察和不介入，相对地无特定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你自己怎么看这部影片？是“摆拍的影片”吗？或者它主观地“抒发自己的观点”，与你的剧情片有何不同？

　　贾：我尽量使自己的拍摄处于一种自由之中。在拍摄现场，我会迅速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特别是一个合适的距离去观察我的人物。这种恰当的距离感会使我们彼此自在、舒服，进而在时间的积累中，捕捉到空间和人的真实气息，甚至会和被拍的人物形成一种默契的互动，完成摄影机运动和人物的配合，这样看起来像是经过摆拍的剧情片一样。同时，我也不排斥纪录片中的摆拍，如果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真实，但它没有在摄影机前发生的时候，为何我们不用摆拍的方法，呈现这种真实呢？对我来说，纪录片中的主观判断非常重要，因为摄影机越靠近，现实有可能会越虚假，需要我们去判断和感受。

　　常有人说我的剧情片像纪录片，我的纪录片像剧情片。在拍故事片的时候，我往往想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并专门注意于人的日常状态的观察。在拍纪录片的时候，我往往会捕捉现实中的戏剧气氛，并将我的主观感受诚实地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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