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二年。医药行业在经历了自身的“多事之秋”和“寒冬”后，也开始了相应的“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药监局、卫生部、劳动社会保障部等与医药卫生关联的部委纷纷推出一些产业新政，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和行动。

　　具体表现为：国务院出台《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等8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卫生部召开“医院药品招标制度研讨会”，广东的“挂网招标”、“两票制”作为一种模式待推广；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多处涉及医药产业；《中药国际化发展战略》和《中医药发展纲要》对民族医药产业做出战略规划；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出台；卫生部医改方案即将公布，等等。

　　所有这些新政无不表明：医药行业及其相关产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变化总应该是好的，没有“大变”就不会有“大治”，特别是中国的医药产业。

　　对于医药产业的“大治”，人们在瞩目之余更充满无尽期待，期待它让行业的转型能够顺利、平稳、和谐地实施，避免不必要的政策缺失和混乱，期待它的执行力不要重蹈“GMP认证”不力的覆辙，成为政企勾结权力寻租者的乐园，更多的期待则是它的产业新政体系能够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国家发改委第23次药品降价；《刑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修改的第163条内容将医药商业贿赂行为列入惩治之列；卫生部、药监局、工商总局等多家部委治理商业贿赂小组纷纷成立；仿制药受限，药品包装规范及“一药多名”等治理措施正在执行。

　　这些措施的实施表明：医药产业的“大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但是，“大治”能够治到什么程度？能否令公众满意？才是衡量产业新政“大变”成败的主要因素。

　　总的来看，新政所带来的“大变”概括起来主要是药改、医改、监管三大块。药改，首先是“招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实施6年多以来，叫停声、喊打声从未停止过，它不仅流于形式，并且衍生了“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不完善，还在于目前制度上的不健全不科学，同时还存在药品流通模式上的漏洞，使药品流通环节形成一个巨大的灰色利益链，让民众苦不堪言。其次是如何杜绝药品生产企业投机取巧，如何限定和治理仿制药品的过多过滥？人们期望更好地规范审批，规范药品包装以及“一药多名”，从而在源头上遏制高价药。

责任编辑:吕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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